对福柯的定位，是在对比中完成的。作为福柯成长的背景，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尼采，它们在某些方面极大的启发了福柯，成为福柯继承的对象，又在某些方面成为福柯反对的对象。但是无论福柯是继承还是反对，他们都给了福柯很多灵感，而我对福柯的理解与定位，也正始于他们之间的对比。
二战后的一段时间，主导法国知识生活的是两个主要理论和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福柯甚至曾有一段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的真理论和决定论的历史观对于福柯而言是不可接受的，福柯不相信存在着永恒的真理，他认为真理都是相对于环境而言，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真理的叙述方式，真理之间甚至不是联贯的，是断裂的。因此，福柯像其他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反对宏大叙事，而采用微观叙事。
现象学也是一样，在现象学里，尤其是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著作中，每个事物都有其自身的“普遍本质”，而“意义”则可以在个人对“普遍本质”的感知中获得，真理可以从人类对他身边的事件的思考和理解中获得。所以，人的理解能力关系到能不能获得真理，在这里，现象学仍然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客观的真理，它们是绝对的和存在主义的，它们总在那里，从不变化，这正是福柯所致力反对的。
在1960年代，法国思想界进入颇为动荡的时期，有两个知识体系对这个时期的法国知识界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福柯的两部主要著作《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是结构主义的著作，尽管福柯一直否认。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意义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事物只有通过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才能得到意义。而这给了福柯超越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的启发。首先，结构主义所提供的精确的和系统的历史分析方法是那些“绝对论”的分析方法所无法比拟的。另外则是主体的死亡，这是更重要的一点，从海德格尔到结构主义已经有了一个认识，即人无论如何宣称是多么的自由，他都是不自由的，他们的思想和活动，都产生于他们背后的系统结构。
而精神分析理论则接着对“自由主体”进行了批判，精神分析理论甚至认为当我们压抑自己的欲望，按照社会的期望活动，从而被社会接受的过程中，“主体”产生了，而这个所谓的“主体”的产生的过程，恰恰是真正的人死亡的过程。
这个“人”的死亡的理论，恰恰是福柯哲学无处不在的背景，福柯写作《疯癫与文明》，能想到考察疯子的历史，恰恰是以从这个理论出发的。而《疯癫与文明》恰恰是进入福柯的思想的密码。
当然，还有尼采，这个宣称“上帝死了”的狂人，这个让“酒神”精神无处不在的另类“启蒙”者。我们看到，福柯的真理观几乎是继承了尼采的真理观，福柯还采用了尼采的方法——谱系学，而福柯也认识到，真理和知识是权力斗争的的结果，在分析真理的产生的时候，福柯几乎完全认同了尼采的观点，即真理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群证明他们统治的“合理性”的话语。
在批判的过程中，福柯坚持了“社会斗争模式”，这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有相似之处，但却比阶级斗争复杂和现实的多，对福柯而言，简单的一个社会身份——如阶级身份是难以接受的，他认为个体对身份的理解是随环境变换的，比如人的性别、人种、宗教信仰、家庭关系，只不过这些关系在具体时间上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种潜在身份。
但是，在社会的建构方面，福柯对仅仅的“社会战争模式”并不满意，而是引入了“社会契约模式”。当然，福柯认为这个模型有着难以弥补的缺憾：就是这个模型缺乏“最初共识”，契约论者并不能证明他们的原始状态的存在。
最终，福柯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自由主义态度”——注意，这是一个不同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概念。在这里，福柯寻求“国家理性”与“公民社会”的完美结合，“国家理性”带来管制，秩序和提升，“公民社会”带来活力、个性和创造。
而福柯把这种发展称之为“生命政治”，这将是我的毕业论文中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他的主体将是《规训与惩罚》的微观权力、知识－权力和身体－权力。我相信福柯所有著作的两个主题是“主体”与“权力”，而在我的论文中，我想着重探讨一下权力。大致思路如下：
1、知识背景和方法论背景，是福柯的考古学与谱系学。主要是著作《知识考古学》与《词与物》，在这些著作中，福柯勇敢的对理性进行了逾越，他超越正统的对历史的线型的阐释，开始将历史转化为破碎的描述。而福柯的工具，正是考古学和谱系学。所谓谱系，则是追朔事物的渊源，所谓考古，则是将历史的发展看成断裂的“认识型”。而福柯正是利用这些工具，将他的视角深入到理性所排斥的历史的角落。在福柯眼里，历史不再表现为英雄、帝王、战争和国家机器的舞台，而是表现为疯子、小偷、流浪汉、越规者的隐蔽的历史。在这当中，“权力”四处出没，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禁闭形式和知识真理模式。
2、“权力”的消极力量，主要体现在《颠狂与文明》中，在这里，权力是否定性的，压迫性的，禁闭性的，权力就是要压迫自由，维护体系。
3、权力的积极力量。主要体现在《规训与惩罚》中，这是的权力，不仅仅是否定和压迫，而是具有了生产意义，人将不再是是权力的主体，因为权力再也不属于任何人或集体，权力没有了中心，没有了承载，而是永远处于关系之中，是双向的，是在不断的创造着、生产着主体的各种形式。这时，任何自由的东西，都不再是自由，就连我们的身体和性都是如此。
4、那么，在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之中，我们能有一个“个性化”的自我吗？我们的“统治术”就没有改进的希望吗？这在福柯的《性史》和他的伦理学作品中有很重要论述。
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但是福柯仍然做出了回答，所以说，福柯的思想不仅是批判，还是建构，只是这种建构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宏大叙事”性的建构不太一样罢了。这一部分将是我论文的结尾部分，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