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
事后，笛卡尔把他的这些梦详细的记载在手稿《奥林匹克》中，这才使我们后人深入探究一个伟人的心灵。在20世纪初，弗洛伊德也曾对这三个梦有所分析，他鉴定，笛卡尔的这些梦属于“在上的梦”，即由先前清醒的意识所引发，是清醒意识的继续。
这种解释并不令人陌生，也就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笛卡尔身上，始终伴随着对一切事物的怀疑，这正是前两个恶梦的含义。回顾他的学习，笛卡尔认为古典文献提供了动人心魄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并不能指导他的行动，因为它们所描述的人类行为完全是超出人类行动力量的；他也谈起了诗歌，虽然诗歌有着惊人的想象力，但诗的心灵是一种天赋而不是学习的成果，它给予我们的不是有意识的揭示真理的方法；他也尊重神学，并且直到生命的最后仍然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然而，他并没有在神学中发现一种方法，可以让人的理性能力来把握。也就是说，笛卡尔考察了当时的社会所能给予的所有知识，包括学校里教授的哲学，但他没有发现不可怀疑的东西。
既然书本里没有确定性，笛卡尔转向了世界这本大书中。但是，他在实践中的人们身上发现了同哲学家们身上一样多的不同观点，他也不再相信通过榜样和习惯所确立的知识是可靠的。而就在笛卡尔彷徨之时，他的三个奇梦降临了，笛卡尔确信，它们无一例外的表明，必须把人类的知识体系惟一地建构在人类的理智之上。
当然，与其说是梦带给笛卡尔了启示不如说是笛卡尔长期思索的结果。但无论这种转变的根源来自于何处，这种转变都给哲学带来了一个新的出发点。尤其是真理体系必须从自身的理性能力上建构，那么，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巨大声望与中世纪教会的权威，都不足以构成知识确定性的基础。而能给予知识以确定性的，惟有笛卡尔所指出的人类的理性能力。在这时，笛卡尔变得颇为自负，他认为自己将在哲学史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他的工作也是全新的，就是让一切科学的大厦建立在自己的原则之上。
找到理性能力，不是笛卡尔工作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他把理性能力描述为“直觉”与“推理”，他认为这两种方法就是知识的最可靠路线，“直觉给我们提供了最可靠路线，而推论则从我们的直觉种引出了更多信息。”【2】这也是笛卡尔从数学中获得的启示，首先，数学表明我们的理智对直接的、清晰可靠的基本知识的领会能力；其次，数学还表明了我们如何运用一种有秩序的方法从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前进到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
为了合理的利用这些理性能力，笛卡尔又建立了一套特殊的规则来约束心灵。在《谈谈方法》中，他制定了四条他相信已经完全充分的规则：1、普遍怀疑，只把那些清晰明了的呈现于心灵面前的东西当作是确定的；2、把难题分析为若干部分，直到解决；3、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按照一定的秩序，一点点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4、全面检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
当然，在这个时候，笛卡尔是谦虚的，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他只是做个榜样以给他人启发。他说：“我并不打算在这里教给大家一种方法，以为人人都必须遵循它才能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我只打算告诉大家我自己是怎样运用我的理性的。”【3】
普遍怀疑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笛卡尔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那么，笛卡尔缺的，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应该是一个勿庸置疑的，绝对可靠的东西。“阿基米德要把地球从原来的地方挪开，移到另一个地方，只不过要求给他一个固定不动的点，所以,如果我有足够的幸运，仅仅发现一件确实的无可怀疑的东西，我是有权怀抱希望的。” 【4】
所以，笛卡尔又上路了，这次他用的方法是“普遍怀疑”。笛卡尔的怀疑历程是漫长而复杂的，他要清楚以前的一切观点，以至于这些观点下次要么被更好的观点所代替，要么在使用它时适合于我们的理性图式。
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怀疑一切感性经验，怀疑自然界一切事物，怀疑数学和其它一切科学知识，甚至怀疑上帝，假定上帝是一个骗人的恶魔。笛卡尔认为，“我可以设想我没有身体。可以设想没有我所在的世界，也没有我所在的地点，但我不能就此设想我不存在，相反的，正是从我想到怀疑其他事物的真实性这一点，可以非常明白，非常确定的推出：我是存在的。”【5】
笛卡尔是幸运的，他最终找到了一个不可怀疑的基点。“当我要把一切事物都想象成虚假的时候，这个进行思维的‘我’必然非是某种东西不可，我认识到‘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是十分可靠，十分确实的怀疑论者的所有最狂妄的假定都无法把他推翻，于是我断定我能够毫不犹豫的承认它是我所探究的哲学中的第一原理。”【6】
“我思故我在”，这句话一出，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则就建立起来。笛卡尔的怀疑是一种抽象、否定，同时，也是一种肯定。怀疑否定的是天地，形体和运动，而肯定的则是“我在怀疑”、“怀疑之我”。“笛卡尔普遍怀疑的结果是确立‘我思’和‘精神’的存在，把它看作哲学的基础和本原。”【7】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笛卡尔建立了自己的“自明性”的真理标准，进而证明了上帝和外部世界的存在。罗素对笛卡尔的第一原理有着很高的评价：“不把外界对象而把思维看成是原始的经验确实项，这一决断非常重要，对后来的一切哲学都有深刻影响。”【8】
笛卡尔用拉丁文表述“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 ,译成英文则是I think,therefore I am。其中的“思”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拉丁文中的动词原型是cogitare,是思想的意思，它甚至比英文中的think还要宽泛。这种“思”，包括怀疑、理解、肯定、否定、意愿、拒绝，甚至还有想象。
而这里面的“故”则只是一种语气的转折，顺延的意思，并不表示一种因果关系。笛卡尔很谨慎的强调这不是一种推理关系，他说：“当有人说我思维，所以我存在之时，他从他的思惟，得出他的存在这个结论并不是从什么三段论式得出来的，而是做为一个自明的事情，他是用精神的一种单纯的灵感看出来的。从以下的事实看，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他是从一个三段论式推论出来的，他就要事先认识这个大前提：凡是思维的东西都存在。然而，相反，这是由于他自己感觉到如果他不存在他就不能思维这件事告诉他的。因为，有个别的认识做成一般的命题，这是我们精神的本性。” 【9】
“我思”与“我在”
笛卡尔的“我思”到“我在”的过程是一个黝暗而又自明的过程。说他黝暗，是因为他的这种转折是突然的，是有悖常理的，中间缺乏有说服力的过渡；而说他是自明的，则是因为它是对自身“思”的清晰明了的感知。
“我思故我在”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我”的存在。那么，这里的“我”指的是什么呢？理解“我”的密码在于“思”。也就是说“我”的存在是由于“思”的需要。从头至尾，笛卡尔就假定，由于思维是一个活动，就必须有一个思维者，一个思维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不可能是身体，因为这个“东西”不需要依赖任何物质存在，也不需要存放他的任何位置，他的全部本性就是“思”，他是一个思想着的实体，是“思想者”。“现在我觉得思维是属于我的一个属性，只有他不能跟我分开。……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 【10】
可是，笛卡尔的种样论述，无疑是打开了一个潘朵拉盒子，其内部的矛盾也就显露无疑。
首先，笛卡尔将思想和思想的东西混淆在一块，也就是把实体的功用和实体本身混为一谈。当然，做这样的评判需要一个前提：即人的肉体和灵魂是合二为一的，是不可分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共识来批评笛卡尔，无疑是不公正的。
也就是说，在一个普遍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分离的时代，由思想而推出思想活动的存在，进而推出一个思想体的存在是无可厚非的，而这个思想体，是空洞无物的，是抽象的。可是笛卡尔显然不愿意只将“我”限制在思想的范围，即仅仅局限在思想的功用方面。他不自觉的将“要思想，就必须存在”过渡到“存在一个思想的东西”。“因为在他看来，必须有一个实体才有思想，没有实体，没有一个思想的东西，就没有思想的存在，从而肯定我是一个实体，一个思想的东西。”【11】
这样，我就不是一种抽象，一个空洞的否定词，而是一个具体，一个肯定的实体。这就是笛卡尔的“我”的矛盾性。“我思”时的“我”还时一种抽象，到“我在”时的我，就变成了具体，具有了经验性。
罗素对笛卡尔的这些论述同样有着不解。“‘我思’是他（笛卡尔）的原始前提。这里‘我’字其实与理不通；他该把原始前提叙述为‘思维是有的’这个形式才对。‘我’字虽然在语法上便当，但是它表述的不是已知事项。等他再往下讲‘我是一个作为思维的东西’，这是他已经漫无批判的应用经院哲学传下来的范畴工具。他在什么地方也没证明思维需要有思维者。” 【12】
其次，笛卡尔的第一哲学还导致了不可救药的二元论。罗素认为他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物质、精神二元论。笛卡尔分出两个互不隶属，互不推动的实体：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精神实体的属性是思想，物质实体的属性是广延，精神领域遵循的是自由，而物质领域遵循的是严格的自然规律。
笛卡尔首先遇到的是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协调性问题。做为一个自明的知识，人是统一的整体，这是笛卡尔所否定不掉的。如何为肉体和灵魂找到一座桥梁呢？对普通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对笛卡尔来说，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难题。
笛卡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他最无助的时候曾求助于人体大脑的一个小腺体，他称之为松果腺，试图通过它解决肉体和精神的协调问题。当然，这个解决方案很快就被抛弃，二元论者对身心关系坚持较多的是平行论和交感论。
但这样的解决方案同样有致命的弱点。我们知道，物质领域是遵循决定论的，有严格的自然规律，如果精神必须和物质保持平行的话，那么，如何保障人的“自由意志”呢?而人具有“自由意志”用样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啊。
另外，笛卡尔所找到的第一原理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阿基米德点”。在“我思故我在”中，其实包含了很多前提，也就是说，第一原则是以其它公理或天赋观念为前提的，即在这之前我已经知道了思想是什么，存在是什么，确定性是什么。实际上，笛卡尔的怀疑并不彻底，而他的第一原理也并非第一。胡塞尔在他的《逻辑研究》中指责笛卡儿把心理现象与纯粹现象混为一谈，断定笛卡儿的自我或“我思”活动是具有经验成分的心理统觉，还不够纯粹，尚需要以现象学还原来纯化它。而萨特则是以“反思前的我思”来置换笛卡尔的“我思”，就是认为“我思”不是原初意识，不是那道始源性的“光”，没有回到事实本身、回到人与世界的最初关联。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怀疑的终点，是它悬置的凝结，也是它建构的开始。而他的建设性部分远没有破坏性部分精彩，在建构过程中笛卡尔经常不自觉的采用经院哲学的原则，“柏拉图、奥古斯丁、托马斯的著作含有《沉思录》中大部分肯定性东西。但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不足，笛卡尔的哲学仍然是划时代的，“自圆其说也许仅仅让他成为一派新经院哲学的创始者，然而自相矛盾，倒把他造就成两个重要而背驰的哲学流派的源泉。”【13】
参考书目：
【1】（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页。
【2】（美）詹姆斯·菲泽：《西方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39页。
【3】（法）笛卡尔：《谈谈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页。
【4】（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页。
【5】《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48页。
【6】（法）笛卡尔：《谈谈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7页。
【7】冯俊：《开启理性之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8】（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1页。
【9】（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4页。
【10】（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26页。
【11】冯俊：《笛卡尔第一哲学研究》，北京：中国人大出版社，1989年，第209页。
【12】（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1页。
【13】（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