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他们特意制作了一种扑克以示纪念，扑克牌的梅花K上划的示卢梭的图像：身着红色长袍，手执一本《社会契约论》，面部表情做沉思状。像的两旁，一边写的是“让－雅克·卢梭”，另一边写的是“智者”。真的，卢梭自己不会想到他死后的光荣竟如此巨大，甚至这种光荣的来临页并非他的愿意，而在画面上的那本书，仅仅在二十多年前，还曾在日内瓦何巴黎被当众销毁。
这种对立状态，几乎存在于卢梭的整个生命和全部著作。他的《忏悔录》清楚的呈现了他个性中那深深对立的方面。他与女人的关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表现了强烈的色欲，但他却以奔放的幻想和诚挚的内省发泄出来。他的《爱弥尔》表明他是一个出色的教育理论家，然而他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全部送进孤儿院，仅仅因为他们太吵闹，需要的费用太高。在卢梭被日内瓦和巴黎通缉时，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邀请他到伦敦，但他同样感觉全世界都和他做对，甚至和这位慷慨大方的朋友的友谊也以争吵而告结束。这个喜欢偷窃、撒谎、调戏少女，在公共场合暴露性器官的人，却热忱的相信人的天性是善良的，这甚至成为他的论理著作的基本原则。“但这种信念与其说是出于理智的认识，还不如说更多的的出自于扭转他担心自己性恶的内在心理。他把过错归罪于社会，这样即可满足他对恶谴责的需要，又可把自己掩藏在神话的安慰之中。”【1】P646
从某个角度来说，卢梭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在他的开篇，他便提出了一个矛盾的论调：“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2】P4这句话贯穿了《社会契约论》的全书，卢梭提出了好多概念试图走出这种困境。究竟成功与否，自是见仁见智。
两种自由观下的卢梭
卢梭在思想史中的地位是独特的。最初，卢梭的学说被保守主义者批评为追求过分自由民主的理论。但到法国大革命后，许多向往英国式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开始对卢梭学说的自由主义性质提出质疑。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阵营对卢梭的批评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塔尔蒙将卢梭视为“极权主义民主”的始作俑者，哈耶克将卢梭视为欧洲大陆建构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把卢梭的学说与当代极权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大致构列出一个以卢梭为起点，中经康德、黑格尔，最后发展出当代极权主义的思想线索。”【3】P64
一般来说，卢梭对自由的热爱是不用质疑的，在他的著作中，他的出发点是自由，他的归宿也同样是自由。他的学说乃至自由观念之所以一再受到批评，是和法国大革命及后世的极权理论从卢梭的身上汲取营养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说，卢梭的愿望或本意最终和他的学说所造成的影响发生了分裂。1951年，著名政治学家伯林在英国广播公司无限电台做了关于自由的影响巨大的演讲，有关卢梭的开头便是：“始于不受限制的自由，终于不受限制的专制主义。”【4】P27法国的贡斯当也曾这样评价：“《社会契约论》那种狡猾的形而上学，在今天只能用来为各种各样的暴政——个人的、几个人的或所有人的暴政——提供武器和借口，使之以合法形式或通过大众暴力实施压迫。”【5】
自由在卢梭的著作中有很多种涵义，在他看来，自由是一种绝对的价值，是一种近乎宗教式的概念。在他的眼里，自由与人类个体是等同的。说一个人是自由的，就相当于说一个人是人。卢梭对那怕一丁点妥协性的自由都不能接受。也就是说，自由在卢梭那里具有本体论意义。
在实践层面，卢梭的自由最主要的含义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的自由。通常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关注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学说，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自由就是不受权力控制的自由，但是，卢梭认为，在自由和被权力统治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甚至断言人们只有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才能过一种最完美的自由生活。卢梭希望借助社会契约来解决自由和被统治之间的矛盾。“发现社会联合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以所有共同的力量来捍卫和保护每个合作者的人身和财富，通过这种形式，每个人，当在与他人联合起来时，只是服从他自己，仍然像以前一样自由。”【2】P19那么，在一个共同体中，成员如何才能做到服从法律和规则时就是服从自己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公意和每个个体的意志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卢梭把公意说成是共同体的普遍的，公共的利益，是绝对正确的。因此，只要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2】P24-25
从自由主义角度最早对卢梭批评的是贡斯当。贡斯当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自由：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认为古代的自由在于参与公共事务，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由于古代国家狭小，人口较少，贸易不发达，且有奴隶制度来提供必须的闲暇，因此，对古代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参加公共生活。而他们的自由就表现在对城邦事务的参予。这就是古代的侧重于政治方面的自由。而现代的自由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再以古代的形式来进行公共的活动已经是不可能的。再加上现代的贸易发达，人们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私人生活上，因此，现代的自由在于保障私人空间的不受侵犯以及限制政府的权利。对于现代人的自由来说，重要的不是政治权力掌握在谁手里以及这种权力的行使方式，而是这种政治权力无论被什么人掌握，他相对个人的“有保障的私人快乐”的现代人的自由面前都是有限的。贡斯当认为，如果现代人过于追求古代的那种政治自由而对个人自由进行限制，那么最后的结果必定是丧失所有的自由。“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要求我们时代的人民像古代人那样为了政治自由而牺牲所有个人自由必然会剥夺他们的个人自由，而一旦实现了这一结果，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了。“【5】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卢梭是混淆了两种自由，他过分强调政治参予和权利分享，并且把这种参予和分享当成人获得自由的唯一方式，而放弃了对权利的警惕。贡斯当十分敏锐的看到了这个悖论：卢梭与大革命企图摧毁所有旧观念、旧制度，建立一套全新的法律、全新的道德。然而，他们整个理想国的基础，却是对古代制度的模仿。我们可以看到，卢梭对自由的捍卫最终难以避免的走向了它的反面。
另一个“利维坦”？
公意概念无疑是卢梭道德和政治哲学中最复杂和最有争议之处。在卢梭看来，公意是法律与主权的来源，更是权威和权力的基础。
公意是在卢梭论述社会契约时产生的。卢梭设想了人类曾经达到过的种境地：如果人类不联系在一起，就只有被毁灭的命运。人民不得不以一种粗糙的契约而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来克服阻力。但这样一来困难就出来了，在卢梭那里，自由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根本性的东西，是不能被妨碍和转让的，那么，在签订契约，组合成一个力量总和后，怎样才能不妨碍人类的自由呢？
卢梭给出的道路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集体”。这种转让是毫无保留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全部奉献出来。既然每个人是向全体奉献自己，它就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自己。“我们每个人都以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做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P20这样，卢梭建立了他的人民主权和公意理论。
毫不奇怪，卢梭的公意是一个道德和正义的王国，在这个名词被引入的同时，卢梭已经给他注入了永远正确的属性，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这个公意便成为了高高在上的神灵，而万物众生永远必须在它的笼罩下。公意有了自己的生命史，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承受自己的命运。社会有了它自己的意志，即公意。“如果国家是一个道德人格，其生命权在于它的成员的联合，并且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保存它自身，那么它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力量，以便按照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式来推动并安排各个部分。”【2】P37
在个人的意志与公意发生矛盾后，卢梭给出的办法是“强迫他自由”。客观的说，这个“强迫”包含有“教育”的意思。公意的存在不是自然的，因而人达到公意需要一个教育的过程。“卢梭说强迫个人自由，是指要训练个体，以使他不再混淆个别意志的利益和公意，或误把个别意志的利益当做公意。”【6】P95
但是，强调“强迫”的教育功能并不因此就消除他的强制色彩，这也是卢梭思想的巨大矛盾之一，他本来是以自由自主的公意来建构他的理论大厦，但最终却不得不求助于强制与束缚来维持他的理论的有效性。
以公意为基础，要求每个个体把权利完全转让给共同体则带来了另一种麻烦。康斯坦特曾经说过：“即使在最自由的国度，个人也只是表面上的主权者，他的主治权是受到限制的。”【7】P90卢梭创造了一个抽象的共同体，他天真的以为它会成为每个成员的利益的代表。在这里，卢梭甚至忘记了他在《社会契约论》的另一处所说的话：君主或政府的滥用职权，“是一种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弊病之所在，它从政治体一诞生起，就在不休止的趋向于摧毁政治体，就像衰老与死亡最后会摧毁人的身体一样。”【2】P108
而在贡斯当看来，卢梭还忘记了另外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任何主权者都必须由具体的人来行驶，不论主权者的概念有多么抽象，一旦权威实际组织开始操作时，抽象的主权者本身无法行驶权力，它必须将权力交给自己的代理人。这时，卢梭赋予抽象的主权者的那些属性便不复存在。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当一个人将自己奉献给所有人时，他绝非像卢梭所想象的那样没有向任何人奉献自己，而是向那些以全体的名义行动的那些人奉献了自己。“这就是说，任何政治权力无论在抽象意义上如何代表人民，如何体显公意，在实际上，他必然由少数人行驶，必然更多的反映少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不论是人民的捍卫者还是压迫者，都是不与人民协商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事’”【3】P67
从卢梭的时代上溯100年，正是霍布斯提出他的社会契约论的时候，但他初衷是为绝对王权辩护。《圣经·启示录》中有一个可畏的巨大海兽“利维坦”，霍布斯说国家就是伟大的“利维坦”，具有绝对的权利和至高无上的权威。
到了卢梭的时候，王权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但是，他却创造了一个“人民的利维坦”，尽管这不是卢梭的初衷，但它却可以打着人民的名义胡作非为。如果卢梭地下有知，他又会作出什么样的反映呢？他会再次奋笔疾书，来推翻这个“人民的利维坦”吗？
走近卢梭？走出卢梭？
应该说，卢梭对自由的保证并不成功，人们评价他的哲学始于自由，终于专制也并非空穴来风。但这种学理上的论证并不能掩盖卢梭的光芒。
第一、卢梭对自由的热爱是发自肺腑的，对人的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为人类的的尊严添上了新的一笔。他的思想曾经深深的影响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以康德为例，在拿到卢梭的《爱弥尔》之后，康德改变了多年的作息习惯，一口气将这本激动人心的书读完。“如果说休谟对康德的理论哲学产生了实质影响，那么卢梭则对康德的时实践哲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对康德来说，卢梭宛如道德哲学领域的牛顿。没有卢梭，康德的实践哲学就不可能成为它现在的那个样子。”【8】P105
第二、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和他的国家学说深深的影响了他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国家恰恰不是建立在国民意志上，而是富人对穷人，有权者对无权者赤裸裸的压迫。那时的统治者公开宣称“朕即国家”，“而大多数自由主义思想家依然沿着君主专制或开明君主制的轨道蹒跚行进，而卢梭却体出了主权在民的学说。”【9】P101也难怪梁启超声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欧洲学界如旱地起一声霹雳……《民约论》者，法国大革命之原动力也；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世界之原动力也。”【10】P5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卢梭所论述的很多思想，比如反对王权，主权在民，法制等在现代的社会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识，成为了我们即使不说也明了的东西，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想当然的背景。当然不能说这完全是卢梭的功劳，但忘记了卢梭无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但是，正是由于卢梭的很多思想已经成为了常识，在现代社会卢梭的重要性才会有所降低，而卢梭学说的不合时宜的部分才更容易彰显。如果说卢梭关注的主要是主权的归属问题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更应关注的是政治权利的限制问题。而卢梭恰恰忽视了这个问题，那么，做为现时代的我们，对卢梭的诟病将不再那么的不可理解，而我们也应该像我国100多年前反抗封建压迫，追求民主独立的先贤汲取卢梭的营养一样，来汲取更多的如英美自由理论、宪政理论等思想。
无论我们如何抛弃卢梭的学说，我们所不能抛弃的是卢梭的态度——永远从广大人民的福址来建构理论，永远把握着时代脉搏的态度。这也是我们最应该走近卢梭的地方。英国的自由主义大师伯林宣称：如果我必须要站队,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尽管所有那些荒谬与恐怖确实都与大革命同在。“换言之,他们对于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批评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保守主义的，这一自由主义的批评的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代表人物一方面深刻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另一方面又以捍卫大革命的原则为己任。”【11】
伯林对待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有着浓厚的卢梭传统的国度，随意的否定卢梭无疑于对历史的背判。对我们而言，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区分政治权力的权限与政治权力的归属及行使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人民主权涉及的仅仅是政治权力的归属及其行使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在反抗王权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人民主权却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政府可以享有更大的权力。主权必须在本质上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个人的独立与存在。不论是民主的政府还是少数人控制的政府府，都不应企图跨越个人权利所要求的界限，如果跨越这一点，政治统治就会成为专制统治。
或许对卢梭最重要的不是抨击，而是区分，恰如世俗世界反抗宗教时的“恺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我们也要让卢梭的归卢梭，对我们所需要的，重新上路。
参考书目：
【1】（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英）伯林：自由及其背判，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5】（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公共论丛》，第4期。
【6】（英）皮尔逊：尼采反卢梭，宗成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7】转引自《道德理想国的破灭》，朱学勤著，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8】徐向东：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政治辩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李平沤：“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转引自李平沤《“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
【11】田立年：卢梭和自由主义，《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