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
也许这样的日子是个巧合，但这并不能冲淡我们对盛世的向往。青藏铁路代表了中国人50年的穿越，仅仅把她看作铁路建设史的辉煌已经不能容纳他的意义，她所代表的中国的大战略的延伸及对国家力量彻底的覆盖远甚于她的经济价值。这是继三峡大坝、神舟飞船之后又一壮举，充分展现中国令人敬畏的国力，秦皇汉武也莫过于此。这的确是一个说再多的豪言壮语也不为过的日子。
然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的大会上，总书记胡锦涛的讲话显得朴实无华，难觅“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贯穿全篇的是谆谆于“严肃查办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方面的案件”，“切实防止和纠正考察失真、‘带病提拔’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等等“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训勉。
我们将这两者对照，就会有趣的发现，无论是在一些“大事”上取得多大成就，真正能决定中共这个老政党未来的，其实还是在普罗大众的生活琐事上，在就业、上学、住房、求医等等问题上。
我们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显然越来越有深刻的认识，胡锦涛提醒全党“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令人敬佩。但是，倘若不是“党的先进性”不足的问题令人深以为忧，总书记又何须发表万言讲话自暴其短？
其实，人们早已发觉，横亘在中国前进道路上的是一座新“大山”——新官僚资本主义。正是这大山，使到中国社会最近竟然热烈辩论起“改革开放是否跟公平正义对立”的伪命题。人们钻进伪命题里，当然是因为难以触碰实实在在的那道真命题——政治改革。
暗流涌动的改革争论
北京西山，这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在中国政治发展的敏感时刻，往往会出现她的名字。
与这次会议形成了鲜明对立是去年9月份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改革的研讨会。以刘国光、吴树青为代表的与会人士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更需要重视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民族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经济的边界就消失了；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动力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并只是只有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这样一个因素，因此，经济效率问题不是只有私有制才能解决，公有制下可以发挥人们的非经济动力因素，一样可以创造出高效率。
有了问题，进行讨论，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就变得不太正常了。尤其是后者，大家一般称他们为保守派或新左派，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扣大帽子，动辄说别人反党反革命；或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咒骂改革；或者重新回到冷战语境中，说美国如何出于谋求全球霸权的目的，蓄意误导前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的经济改革，而现在的目标则是中国。
在社科院的研讨会以后和
动辄把不同的言论贴上左中右的标签并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但在中国的氛围中何妨入乡随俗。涉及十三亿人口的改革如此复杂，又没有经验，岂能没有歧异。然而三派都登台讲话并激辩，说明中国的改革确实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说得尖锐一点，是处在十字路口：是知难而进呢，还是知难而止？此其一。其二，经体改革和重大的政体改革是否连在一起？政治体制又如何改？
对这种争论我们很难抱有太大的期望。那些保守人士还在尝试维持全能或半全能的政治社会结构，维持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权力，拒绝民主制度，实行道德上的家长主义。而那些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并不能令人恭维，或许是太多背景知识的缺乏，他们的理论往往成了对即得利益合理化的论述，不能说他们反对社会正义，但他们对正义的漠视同样不可原谅。或许令人欣慰的是仍有人持中间立场，但除了“统一到中央现有的政策”上的宣誓，你很难从中发现建设性的意见。
可怜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似乎显示出了自由主义的不堪一击。在西方呼风唤雨的自由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就这样落魄？这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宿命，还是我们一直在误读自由主义？
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在经济领域已经大量的采用了自由主义的政策。产权改革、“抓大放小”式的私有化、保护私有财产等等，可以说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具体政策产物。但这也是自由主义被愈发误解的开始。作为采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经济改革的一个明显的结果，在很多方面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提供生产积极性，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力等；但同时，也带来了难以忽视的公平问题。这正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现状：经济自由主义发展到极端，最终变成为既得利益说话和论证既得利益合理合法性的工具。
其实，作为一种常识，经济自由主义所能趋向的只是效率和贫富悬殊，我们很难在经济自由主义中找到平等二字，并且它往往还要向极端发展。在西方社会或者任何自由市场社会发展的早期，经济自由主义都会出现极端化的倾向。如果没有其他制度性因素的制约，经济自由主义就会迫使一个社会走向弱肉强食。
但是，在西方国家有政治自由主义，有相应的宪政程序，强调通过人民的政治参与来达到社会公正。如果说经济自由追求的是经济效率，那么政治自由主义所关心的，则是经济利益在全社会分配的公正性。一个社会要处于均衡状态，这两种自由主义缺一不可。实际上，纠正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先天缺陷和追求社会公正，是近现代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主题，也是民主政治的动力。政治自由主义也因此和社会主义紧密相关。
而在中国，这种政治自由主义没有发展出来。我们本来就没有政治自由主义的传统。自近代政治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以来，它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现存政权的对立面。在孙中山时代，政治自由主义和清皇朝相对立。在蒋介石时期，政治自由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在改革开放以后，政治自由主义的这种性质同样没有任何改变。正因为这样，政治自由主义只呈现出其教科书式的政治口号，表现为启蒙式的理想主义。
联想到不久前的西山会议，北大法学院的
这真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又一次迷失。社会经济方面的快速变迁，在很多领域已经孕育出政治自由主义的因素，同时政权的政策也正作出调整，以适应这种新的情况，但我们的学者并不能把这些纳入自己的话语之中，而把自己置于一种困境之中。也使得自由主义愈发的成了一张恶的标签，一旦被贴上便没有了话语权。
这究竟是自由主义的悲哀，还是中国的悲哀？
马克思的后政治民主模式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希望以一种最保险的方式来处理最棘手的问题。
假如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大部分困惑都可以从政治体制中找到原因的话，那么，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我们绕不开的一个步骤。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及其实践构想看作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在此方面，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理想民主模式。
马克思的民主模式被戴维·赫尔德列为古典民主模式中的一种类型，即所谓“政治终结”社会中的民主模式。这一称谓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这中民主模式其实并不是古典的，甚至不是现代的，而是未来的。因此，为了更准确、鲜明的表达马克思关于理想社会中的民主模式的实质和时代性，不妨称其为“后政治民主”。在这里，我们不妨从这一理解出发来对马克思的民主模式进行考察。这一理解的关键，是“后政治”这一视角。正是马克思民主模式的后政治语境，在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两个方面都被忽视、误读和歪曲了。
民主作为一个本体论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首先是作为国体出现的，可谓一种“国体民主”，即全体人民自主，可以称其为直接民主和完全民主。国体民主的表现形式是政体民主。但是，在马克思那里，这里所说的政体实际上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政治体制，而是行政体制或管理体制，它由于失去政治性质而仅具有管理性质和事务性质。因此，马克思眼中的政体民主实质上是行政民主、管理民主或事务民主。
在国体、政体民主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民主的基础上，才牵涉到认识论意义上的“民主原则”。但马克思对此谈得非常之少，显然它不是马克思关注的重点。
马克思民主模式的这种后政治、后资本主义、后全球化的语境，无论在理论研究还在社会实践中都被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甚至摒除了。事实表明，对马克思民主模式的误解往往是由于将该模式与其所赖以建立的现实前提相分离而移置到现实社会中造成的。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也存在一种类似的历史意义上的时序错位，即未能充分意识到马克思的民主模式是后政治民主或后资本主义民主的模式，而将其简单照搬到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来。
照搬马克思后政治民主模式的表现和后果是：一、以为确立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自然而然实现了至少是大多数人的“当家作主”，这就遮蔽了民主建设的艰巨任务，忽视了民主体制、机制的建设，延误了民主进程的推进，并导致专制在民主名义下的遗存和肆虐。二、盲目以为这种在经济落后国家基础上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在发展阶段上是高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的，是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更高阶段上的民主，而否认它们是同一空间和同一时代条件下并存的民主的两种不同形态或硻型。这样，就排除了吸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中的合理因素以及在民主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文明成果的可能性，导致政治上的闭关自守和自我封闭。三、把“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等同起来。其实，民主集中制虽然与民主有&<8944;定的关联，但并不等同至少并不完全等同于民主。首先，民主集中制的重点在集中，正如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一文的初稿》中所界定的，它是“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其次，民主在这里仅表现为手段，即集中的基础和前提，而非目的。再次，民主集中制作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的体现，意味着这种民主就其实质而言依然是一种由上与下的间接民主，即“让民做主”和“为民做主”，而非直接意义上的“人民自主”。
天路何处寻
阿诺德·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曾预言：“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恰当起点。”
是的，没有人否认，中国迟早都将成为这个世界的新的起点。但是，现在，中国能够作为未来起点的起点在哪儿呢？
这是一个屡屡铺设“天路”的民族。神州飞船，我们铺设的是通往太空的“天路”，青藏铁路，我们架设的是通往雪域高原的“天路”，那是一条离天最近的铁路。
可是，在共和国的发展的进程中，我们的“天路”在何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