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的写作始终与中国的灾难相伴相随。在春节前的暴风雪中，我的论文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篇。我没有想到这个选题给我带来了如此大的挑战，就像我没有想到这场大雪给中国带来如此大的灾难。有时我甚至想申请把毕业论文改成其它题目，但我最终还是坚持下来，就像我认为多难必然兴邦一样，在写作过程中遇到困难只会带来更大进步。

    接下来是拉萨的暴乱和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西方人的丑陋表演，我相信这改变了很多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幸，我所研究的哲学家的祖国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包括他们的总统——一个标准的跳梁小丑，这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政府和西方媒体，审视西方人津津乐道的自由。

    有时候想如果福柯还活着，在这个事件中他会如何的行动。他可能会声援西藏——这对我而言是难以忍受的，但他同时会批判媒体的片面报道以及民众被媒体控制的愚蠢的情绪。他会发现西方所谓自由的媒体受到更多的权力机制的影响，而中国由政府领导的媒体并没有表现出多强的力量。这无疑又验证了福柯的一个观点：西方的微观权力对媒体的控制更为隐蔽，也更为有效。中国的控制因为不加隐藏，不但没有力量，而且还落下没有新闻自由的恶名。

    这是我利用福柯的思想分析世界的一次尝试，我惊讶地发现，福柯其实不仅仅提供了批判与消解，还提供了一种建设性：既然我们的社会还不能缺乏统治，那么为什么不能使我们的统治变得隐蔽而又有效呢？福柯用这个方法解释西方社会的运作机制，但这种机制正是我们学习的对象。自由民主的口号还是要喊，但自由民主的建设是理想主义者完成不了的，要想使现代社会看上去更自由民主些，需要的是对微观的、细腻的权力机制的默默无闻的建构。

    在论文接近尾声的时候，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那天我坐在太原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想起一个悲伤的传说。蜀人有一位祖先在一次洪水之后，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他被迫迁移至岷山老家。之后，因思念成都平原，蜀王总化作杜鹃鸟，每年春夏飞回成都，呼唤失去的国土，最终啼泪成血。而今传说竟成真。啼血的不仅是蜀王，更有失去家园的同胞，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看着一张张惨不忍睹的照片，给人以最大震撼的是肉体的脆弱，是的，无论我们拥有多么强大的精神，但我们的肉体始终都是那么不堪一击。

    就在这短短的五个月，中国发生的事情比过去十年都多，2008的荣耀之梦渐渐散去，留下的是硬邦邦的沉重与质感。我们失去了很多同胞，但是我们感觉到更多亲人的存在；我们失去了狂欢，但我们拥有了忍辱负重的坚韧，历史会记住2008的另一个面孔。

    这是中国的转戾点吧，也希望是我个人的转折点，如果说之前被不顺与迷茫笼罩，希望明天阳光普照。现实的挫折总是令我越来越无助与无力，却不止一次地鼓励自己不要放弃，拳头缩得越靠后，打击才能越有力，没有机会的时候好好积聚力量吧，只要一次机会就已经足够。    

    感谢我的导师杨深教授，没有他的指点，就不可能有这篇论文的诞生。杨老师对这篇论文的每一稿都做了认真而又详尽的修改，每个人看到后，都会被杨老师的严谨、宽容与热情深深感动，都很羡慕我有这么好的老师。在论文的结尾，我也不知道如何表达感谢之情，只能说，杨老师不但是我学问上的老师，也是我为人处事方面的老师；他不但现在是我的老师，而且永远是我的老师。 同时，我也要感谢在研究生期间帮助和指导过我的雷继红、黄裕生、李存山、江怡等老师，在即将毕业离校的时刻，真诚的对他们说声谢谢。

    当我写到此处，窗外汽笛长鸣，警报声声。我闭上眼睛，任眼泪尽情的流。让我们为死者哀悼，为生者祈福；让无力者有力，让勇敢者前行。